捷易通自动充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国内学界尽管长期以来都
在各种教科书和论著中不断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但这种批判却往往并不深入。导
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首先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复杂有关，因为在这个名称下的哲学流派
是多样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方法并不一样，至少可以分辨出来左、中、右三个派别；其次可
能是因为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传统与历史发展的差异，学者们的解释并不一样，西方学者的研究，和我
们国内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异，国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是不够的。比如近年来有些学者转而赞同第二国际
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但对其理论特别是哲学的了解，并不比持批判态度者深人多少。而大半个世纪以
来，西方学者则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因而，梳理和评析这些成果，对于推动和深化
国内关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西方学者对捷易通自动充值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至
60年代。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过程中，或在研究第二国际的历史中，从宏观方
面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笼统的论述。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这
一时期西方学者注重从微观方面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第三个时期从80
年代中后期至今。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西方学者在这一时期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重视从
政治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
西方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始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指由卢卡奇、柯尔施、
葛兰西等开启的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批判。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
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不约而同地批判了以考茨基、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主流
理论家或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他们一致认为，这些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理解，严重
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为了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在新形势下的进路问题，必须重新阐释马克思
主义，恢复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质”。虽然他们三人在各自的论述中就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
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基点与路径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在驳斥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的哲学立场以及由此立
场决定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实证主义、机械论和宿命论倾向方面，却是步调一致的。早期西方马
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基本奠定了后来学者的阐释方向。此后的西方学者对第二
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方向展开的。
稍后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于1933年发表了《对卡尔·马克思的理
解》一书。在此书中，他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是以批判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的歪曲为前提的。胡克认
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内部围绕着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任务和新问题展开了种种斗
争，从而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四种不同的声音，即正统派的解释、修正主义者的注释、工团主义者
的异端以及卢森堡、列宁试图回到马克思的尝试。正统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客
观科学”。
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善的捷易通官网，这是正确、准确估算道德成本值和收
益值的关键。制度平台是一切契约得以公平展开的基石，制度化的成本、收益评估体系能够保证道德得
到尽可能合理的量值回报。如前文所述，道德成本和道德收益的取值通过机会成本法来确定，而机会成
本的确立必须经过准确的评估，因此，一个经济自治、权力独立的评估体系就有必要被建立。这个评估
体系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是这个评估体系的组织者。政府既是公众公益的代表，也是公众权力的代表。一个评估
体系要具有最普遍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其组织者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同时，道德成本的弥补和道德盈余
的体现来源于政府干预下的财政补贴，政府干预本身也有一个成本，如果这一干预成本大于道德所带来
的经济收益，这一干预行为就没有了短期的经济意义。此时，只有政府有实力也有义务在道德发展和短
期经济利益中做出权衡和选择，其他任何社会团体或者机构都无法履行好这一功能。
其次，行业协会应在评估体系中承担一个提供技术分析的任务。按照国际惯例，行业协会在保护产
业、支持企业、增强企业竞争力等方面有多项重要职能，肩负着行业之间的价格协调、行业利益维护、
组织和帮助企业开拓市场等职责。也就是说，行业协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规范、约束和保护企业这种对
内的作用上，但在道德成本、收益的评估体系里，行业协会就有必要体现其对外的社会道德作用——充
分利用其信息优势和技术优势，对行业内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技术剖析，判定出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非
道德因素和行为。 ．
再次，一个良好的成本、收益评估体系需要一批优秀的、专业的资产评估、会计、审计、统计等经
济工作人员以及法律工作者。这是全部细致、繁琐的评估工作得以高效、准确、合法完成的人力保障。
最后，除上述三个基本组织主体外，这一评估体系还应该包括伦理委员会为代表的外部科学监管制
度，来监督评估体系的定期评估，以及监督政府是否如实把评估后的值支付给了应该得到道德回报的个
体。此外，伦理委员会还有一个高于监管之上的重要作用，即对现存的道德冲突和危机进行分析，并且
由此评定道德盈余是否应该被给予。庄子与老子一样，对“知”的问题有特别的兴趣。在《庄子》一书中， “知”这个概念先后出现
623次。其中有直接论“知”的，有批评不“知”的，有承认难“知”的，有表白认知对象的流变和
认知主体局限的，表现了一种积极探索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庄子·大宗师》有一
段发人深省的话：“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大宗师》所谓“天”是一个非常宽广的概
念，相当于自然存在，而“人”则是一个与天体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关系的类概念，相当于人类，包
括社会团体与个人。庄子指出，知天与知人是认知的两大领域。不过，在庄子看来，知天、知人是有条
件的，因为认知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充满变化的，所以庄子进一步追问：怎么知道天然的就不是
人为的?或者说人为的就不是天然的?由此，庄子提出了“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著名论断。尽管庄
子所谓“真人”是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认知主体象征，但他肯定了“真知”，这是当代学者应该好好面
对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了公正与意愿行为、意愿与选择以及意愿与行为责任
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捷易通软件和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以及判断道德行为的标
准问题。亚里士多德把行为者的意愿，即主观动机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应对其行为负责的必要条件，他
的这一思想对后世的许多思想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判断个人行为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行为是否是一个公正的或不公正的行为，取决于它是出于意愿还是违反意
愿。如果它是出于意愿的，做出这个行为的人就应受到谴责，这个行为就是不公正的行为。”那么，
哪些行为才算是出于意愿的行为呢?亚里士多德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限定：
(1)在一个人能力范围之内的行为，即不是出于强制或胁迫的行为。“如果去做那件事是在我们能
力之内的，不去做就同样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也就是说，如果做或不做一个行为都在我们的能力
范围之内，那么该行为的始因就在我们自身。只要一个行为没有受到外在的强制和胁迫，这个行为就是
出于我们意愿的行为。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行为是出于外部的强制或胁迫，那么，它就不是出于我们的
意愿，因为它超出了我们能力控制的范围。例如，甲用乙的手去打丙，那么，乙打丙的行为就不是出于
自己意愿的行为。
(2)在知情的情况下，即能够知晓行为会影响到谁、会使用什么手段、会有什么后果。
(3)出于选择，即经过行为者的事先考虑而做出的行为。
只有同时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的行为才算是出于意愿的行为，只有出于意愿的行为才能被判断是否
是一个公正的行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被后世的许多伦理学家所继承，如康德、休谟、梯利、弗兰
克纳、包尔生等，他们只是在此思想的基础上，把道德行为的判断标准规定得更严格或者更宽松而已。
为了进一步说明“出于意愿”在道德行为判断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以导致伤害的行为为例，进
一步区分了“出于意愿”和“出于选择”的行为在道德责任方面所存在的差异：
(1)不是出于意愿的伤害行为，这种伤害行为只是一个意外。
(2)虽知道伤害会发生，但行为者没有恶意，这种伤害行为只是一个过失。如为了寻开心而没有
恶意地骗人。
(3)没有经过行为者事先的密谋考虑的伤害行为，此行为是一个不公正的行为，但不能就此判断
行为者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不公正的人。亚里士多德举例说明了他的这一观点：一个与有夫之妇发生了不
正当关系的人，他虽然是做了不公正的事，却不能判断他就是一个不公正的人。他也许是出于感情而如
此行为，事先并没有周密地策划和考虑要伤害他人。
(4)如果伤害是出于选择，伤害者就不仅是做了一件不公正的事，而且是一个不公正的人。因为
选择意味着事先的考虑。在《庄子》的体系中，《大宗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该篇提出的论点实际上是纲领性的，所
谓“大宗师”就是思想归宗的导师，因此其思想主张具有核心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用“不可知论”
来概括庄子哲学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缺乏证据，至少是以偏概全的。